像我这样人到中年仍选择逆行留学，大抵是为了一个不算浪漫的因由——理想主义，对于可预见的消耗、“内卷”的未来的厌倦；失去最后的稻草，失恋、失业或者失去生命的意义。于是像我这样的人，生于一个在正常受教育的年纪留不起学的普通家庭，到了30来岁，不生小孩，决定把自己的“内在小孩”重新培养一番，踏上了这条说不上光明的路。

2023年6月15日，带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我踏上了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在登机前的朋友圈中，我引用了柏瑞尔•马卡姆的一句话，“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着你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地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它们已经消亡。”

然而，一年半后我仍在频频回首，这条路痛苦焦灼，并非我所想象的“英雄旅程”般的叙事——我所遭遇的困境微小磨人且持续不断，并非奖赏前的试炼；我所得到的并非我所预期，还远不到取到“宝藏”的那天。而所有的未知中我唯一能确定的事，是这条路，确是我想走、应走的路。

野生之城与未驯之梦

初来乍到，洛杉矶以“侠盗猎车手”（GTA 5）般的热情欢迎了我。由于公寓租期尚未开始，我在网上按价格排序，盲订了一间最有“性价比”的民宿，结果藏在了号称最“凶险”的墨西哥社区，街区房屋几乎户均挂有“恶犬警告”标识，就像在告诉你：这里，不欢迎陌生人。而我的“小屋”——堪比哈利·波特姨父家的楼梯间。波多黎各房东胡安娜虽不善言辞，却是个爽快的女人，她帮我一起把23公斤重的行李搬进搬出，还在楼梯间底下给我安置了一张能放电脑的小桌子。

我原以为她只是个话少的严肃女人，后来才发现，在这个步力所及的区域，西班牙语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英语反而成了小语种。于是在落地美国最初的几天里，我始终处于一种“语言不通”的境地。饭店老板用流利的西语自顾自帮我推荐了一碗香得要命的传统羊肉汤和一杯甜过头的米浆饮料；便利店的壮汉用潦草的英语问我：怎么没在附近见过你？他正在柜台里给儿子理发。那个学龄小帅哥奶声奶气的一句“Hello”，可能是我那几天听过最亲切的美式英语。

南加州大学

夜里，房东不在家，偌大的房子漆黑一片。隔壁却开起了派对，躁动的音乐震得小楼梯间墙灰都快掉下来。我忍不住推门出去偷看，结果一眼扫过去，进出的人全是美剧里毒枭标配的长相和气势。我立刻缩回屋里，把门锁死。几天后，我打车去新公寓时，来接我的危地马拉司机告诉我，这片区域很危险，“都是帮派，还有枪战。”我回想起夜里传来的那些短促零星的“鞭炮声”，才意识到——我这是盲跳进了毒圈。

新公寓在韩国城，景象全然不同。卧室窗外是加州蓝得透亮的天空和一排排棕榈树，附近的餐馆、商场俨然一副亚洲社区岁月静好的文明样子，但街头却被无家可归者的帐篷占领。任何刚来这里的人，只要步行穿过几条街区，都不可避免产生这种穿越感。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也非第一次踏足加州，但真正住下来，整座城市都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第一次长居异国的我，一开始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的事。

还未来得及正式认识这座城市，就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SC）的欢迎午餐会。在新生见面会上，我强迫自己热情洋溢地和每个人社交——坚持不做西方刻板印象里内敛寡言的亚洲人，是我最后的倔强。因为这番大胆输出，我认识了来自福罗里达的Ray，他和我一样选择了调查报道。Ray曾是一名政治记者，在业余时间独自做了一组关于美国监狱体系的报道。

我们的20人小项目里，招收的都是有过几年工作经验的年轻记者，或是想从其他行业转型过来的人。国际生占了不到三分之一——两个中国人、一个越南人、一个印度人、一个芬兰人、一个加拿大，其余都是美国人，其中一个是韩裔美国人。

校门像是另一个时空的裂缝，走出漂亮的学校，现实仍然盘踞在街头。

USC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这里不是波士顿小镇那种“大学乌托邦”，而是全美最混乱的街区之一，由于令人担忧的安全隐患，学校周边甚至划定了 DPS（校园安全巡逻）区域，有“小马甲”安保人员把守，有24小时安全热线，有免费的专车服务。

但区域之外，是一片只能自由探索的地图。我依然要提防公交车上的流浪汉，他们带着破背包或是一只塑料袋，睡在那里，或喃喃自语，或大声控诉；一旦你与他们目光交汇，他们便锁定了观众，高声演讲，甚至步步逼近，以防你听不清他们的喜悦和愤怒——但他们不是闯入者，他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有流落街头的自由。对于新闻人来说，这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入口，毕竟没有人能一直活在DPS区域内。

在这里，野生的城市和野生的梦想时刻提醒你——如果你觉得生活难以忍受？那欢迎你，来到自由的世界。

认识，新的认识

也许很多人在留学前的那一刻，都怀着对“远大前程”的美好憧憬，而我，甚至在心里描绘了一整个变革中国新闻业的宏伟蓝图。这个憧憬，在我笨拙地开启美利坚新生活的短短几天后，画上了逗号。如项目主任在此前的邮件中所说，这是一个纯美国人项目，即便是对美国本土记者来说，一年内完成 34 个学分的学习强度（比其他项目两年需要完成的学分还要多），也是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硬仗。

但我没想到的是，落地美国仅半个月，就要开始在全英文环境中寻找选题、报题、采访，直接进入职业记者的节奏。这种强度远甚于我在号称中国“最快”的《新京报》深度部卷突发时的魔鬼状态。

本文作者的采访对象、好莱坞逐梦音乐人Jahmark 和他的朋友，在日落悬崖边的露天演出。

来之前的抑郁、来之后的新奇，被焦虑这只猛虎吓得无影无踪。为期一个半月的夏季学期课程中，贯穿始终的Summer Immersion（夏季沉浸式课程）是重头戏，每天整半日课程，每周穿插考试，课后还有独立的采写作业。没有任何过渡，我被迫操着三脚猫英语，提前进入真实的美国社会，省略了“我还没准备好”的环节。

两周后，我已经扛着三脚架和相机包，站在洛杉矶街头，为我的音频作业做街头采访。如鼠乱窜的我，逮着人就去搭话。

我们的教授，全然没有西海岸人的“佛系”，每天以发微信的频率发群组邮件，追问采访进度，有时大家太疲惫或者没有进度装死不回，他就追加一封：“你们可以联系这个研究团队的专家。”语气是——建议你们“立刻”联系。如果还不回，你就会发现他堵在别的教授的授课门口，一个一个抓人问进度。我就这样硬生生被逼出了邮件恐惧症。

但也是这位教授，几乎成了我夏季学期的口语陪练。刚来美国时，我带着在中国做记者的经验，心里有一肚子疑问，一下课就堵着他聊半小时。我和他聊中国记者如何在美国找到自己的定位，也聊我看到的美国问题。夏季沉浸式项目的终极大作业，是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一个以“科技的局限与前景”为主题的多媒体报道，各组自定选题、自行采访，一个半月后，每个小组的报道将分别呈现为一个独立网页，包含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并在礼堂汇报，任务重得可怕。

在小组确定选题前，他提示我，你说你对流浪汉感兴趣，那你可以去查查，流浪汉和科技之间的联系。我有些懵，流浪汉和科技能有什么联系？查阅之后，我才发现，奥巴马在任时推出的计划仍在继续：无家可归者可以在指定时间、地点领取一部免费的手机，对于在街头生存的人来说，这是保证安全和获取资源的重要保障。

洛杉矶市公立图书馆为无家可归者推出了Tech2Go 计划，允许任何持有图书卡的人免费借用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热点设备，借用期长达六个月。最初发放的 2000 套笔记本电脑/热点设备在短短三个月内便被借完，组织方迅速获得新基金并续上5000套。

亚历山大公园小家园村是城市新型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它于2021年4月在洛杉矶市北好莱坞开业，由103个小房 子组成，每个房间可住两人。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非营利组织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短暂住房、食物、衣服、洗澡间，甚至免费课程培训，教无家可归者使用 Word、Excel，以至运营自己的社交网络。换句话说，如果把城市生活比作一场电子游戏，一个流浪汉不仅可以通过网站、APP解锁生存所需的资源，还可以学习各种技能，获得重回社会的可能，最终，我们小组投票通过了我的选题——无家可归者的数字素养：一种必要的奢侈。

我们去采访机构中的服务提供者、政府人士、研究人员，也走上街头与流浪汉交谈，甚至成为志愿者为他们分发餐食。在这样贴地而行的选题操作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美国公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天然不信任政府的效率，商业力量往往填补社会问题的空白，而记者的职责不仅是赞扬科技进步，更是监督这些商业设想是否真正发挥作用，是否如承诺般改善人们的生活，还是仅仅是一场自我包装的营销叙事。

从最初对流浪汉的恐惧，到对城市治理的批评，我逐渐意识到：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适合生存，关键不仅在于现状的好坏，而在于它的系统复原能力，以及社会是否具备讨论和建设的空间。同样，评判一个历史转折点，不能只停留在当下的成败，而要放眼它的来路与归途，去看它如何塑造未来。

本文作者的采访对象正在录制播客节目。

身份迷失：老生常谈的困境与新叙事

南加州大学毕业典礼

随着时间的推进，初来时的无畏气势，以周为单位被迅速压缩。在叙事非虚构写作课上，每节课都是一场筋疲力尽的战斗。教授只用半节课讲完所有内容，然后随机定题，发号施令，我们便冲出教室，力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即时采写任务，再火速返回，迎接随机投屏讲评。

每节课的挑战不断升级，我们被要求在十几分钟内观察一个地点，写几段文字；45分钟内观察一个“非人”对象，写一篇文章；在街上随机拦一个陌生人，聊他人生中的挑战，然后晚上写出一篇长文……这不是机械性地完成任务，意味着如果遇到的第一个人没有好故事，就得继续找，直到找到“那个”故事。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常在自己的文章突然出现在投影上时，流露出“我好羞耻”的表情，更别提在所有国际生中，英语非母语的只有两个中国人，而另一个中国女孩曾在香港读书，用英文写论文，我是唯一一个从未用英语写过完整文章的人。

我简直把七窍都张开了，每个毛孔都在专心听着。如果大脑是一个语言模型，那我的程序一定相当别扭，一半在努力完成任务，另一半自动模拟美国同学如何看待我的中式英语和中国视角，通过这种假想凝视自我审查，形成自我折磨的反馈回路。

课堂投屏的文章完整度让我震惊，不仅流畅，学生们还拼命将一些“大词”和俚语塞入表达，一些显得非常学术，一些则异常生动——我连读懂同学的每句话都有些吃力。Ray看出了我的压力，主动安慰：“别慌。”在自己最擅长的事上变成了“一张白纸”，我有些崩溃。

好在教授并不以词汇难度来评分，他一视同仁：B是好的，C属于大多数，而 A——只存在于传说里。于是，每节课前，美国同学们都会聚在一起议论上节课的评分。我才知道，原来美国人也很在乎分数。而我只是一边默默庆幸自己勉力维持住 B，这种“不是主场”的感觉，一点一点爬上我的心头。

打破与融入 “他者”是谁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日，美国西好莱坞，美国首家正式的大麻咖啡馆“洛厄尔农场”开张，吸引消费者前来体验。

秋天将近结束的时候，庞大的身份命题与选题瓶颈让我的焦虑达到了巅峰。无头苍蝇一般，我想找一位与当下学业关联不那么紧密的教授聊聊，我想到了Gabe。他是 USC 商业报道方向的负责人，曾任《华尔街日报》洛杉矶分社、欧洲分社、香港分社社长。开学时我们有过一次简短的交流，他问我是否考虑回到商业报道，而当时的我坚定拒绝。这次我以“讨论选题”的名义把他约到办公室里，却发现自己酝酿许久的问题不知如何开口。

他表现出对我当时卡住的几个选题极大的兴趣，提出可以帮我提供采访资源，帮我拆解步骤。我们聊了很久，直到他突然停下看着我说：“你是我选出来的，你不应该没有自信。”

我愣住了。

Gabe 继续说道：“你们这届申请者里，我只看中了两份简历，你是其中之一。我要的就是你。你和其他中国学生不一样，你也不应该觉得自己比美国同学差，你只是需要一些时间。”他的语气笃定得让我一时无言。

渐渐地，我意识到，困住我的不仅是外部环境，可能更是自己。我一直盯着“自己”——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表现，自己预设的期待，自己的雄心壮志……我被困在这些自我设限里，反复衡量、反复较劲，却忽略了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继续这样，我可能连唯一一次近身接触美国人，真正感受另一种文化的机会都要失去了。于是，在不同的课和选题中，我尝试放掉“我”的想法，去进入“他者”的世界。

在播客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在美国，连超市里的食物都是分级的：价格昂贵的超市总是能享受到最新鲜的食材，几天后，未售出的食物会被下放到下一级超市，而最后一批，经过层层流转，最终来到廉价超市的货架上。它们外表依然鲜亮，但买回家很快就会腐烂。而现实是，最便宜的超市往往分布在墨西哥裔或黑人社区。

蔬菜只是阶级划分的一个例子，有同学发现，连水、空气的清洁程度，都与社区的经济水平成正比——城市规划、教育资源、公共设施等隐形的不公分配，成为许多社区难以跨越阶层固化的重要原因。

我第一次听说，在美国，原住民需要经过联邦或州政府认证，才能正式获得法律身份和相应的权利。而要被认证，首先需要获得官方颁发的血统证书（CDIB），证明原住民血统比例达到一定标准。但即便拥有 CDIB，也不意味着自动获得部落成员身份，想要成为部落的一员，还需符合该部落的其他要求，如文化认同、社区联系等。

然而，加州的原住民部落，仅有一半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正式认可。洛杉矶附近的原住民更因为殖民历史和部落治理结构等原因，至今未被联邦政府承认。这直接导致许多原住民儿童在申请学校时，无法获得本该属于他们的奖学金和福利。而贫困是原住民通过教育实现阶级越迁的巨大阻碍。

这一话题在课堂上引发了愤怒和讨论。在美国的知识阶层中，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通常受到尊重，原住民权益被忽视或剥夺时，往往会激发人们的愧疚感和道德反思。

在另一个同学的选题中，她关注到洛杉矶中央男子监狱内一位年轻在押人员的离奇死亡——他的母亲四处奔走，却始终未能得到清晰的死亡原因。她开始深入研究，发现早在2021年，洛杉矶县监督委员会就已投票决定关闭这座监狱，理由是其内部环境“非人道”。然而，三年过去，这座监狱依然在运作，而在押人员的死亡事件仍在持续发生。她决定筹集非营利机构的基金，调查这座监狱以及整个洛杉矶县监狱系统在押人员死亡的长期问题。她不仅采访受害者家属、律师，甚至成功申请到监狱调查部门的实习。而她，仅仅是一名本科生。

这些来自课堂的严肃讨论，让我对每一位记者刮目相看。他们对自己社区的深度关注与投入让我感到意外。

在亚洲学生群体中，竞争往往是直观而残酷的，你可以轻易地为每个人排出名次、打出分数，最优秀的总是一骑绝尘。相反，美国的课堂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难分伯仲，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优势，鲜有人是全面碾压式的“学霸”，并且大家的作品都可以用“有趣”来形容。

更让我惊讶的是，这种环境下的互动模式。大家彼此友善，愿意互相帮助，讨论时直接而不留情面，但并非出于攻击，而是希望对方变得更好。在这种氛围下产出的新闻，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街头社区，都充满了极其丰富的细节，刨根问底的深度，以及对人的关注。

美国人的美国世界

当我按照教授的建议，开始搜索加州知名的大麻农场时，确实找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我找到一个叫“玻璃屋品牌”的大麻企业，它的创始人曾是洛杉矶警局一名缉毒明星警官，专精于帮派与毒品案件，曾促成多起重罪逮捕。而如今，他经营着加州最大规模的机械化大麻农场，同时积极倡导大麻及毒品去罪化。这几乎是一个典型的疯狂反转美剧，但它却存在于现实中。

我还找到了一个在大麻行业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的“老兵”Victor。在大麻非法时期他是一名隐蔽的吸食者；后来进入咨询行业，随着合法化成为趋势，他开始着手自己的大麻生意，他是洛杉矶最早的一家大麻旅行公司的创始人——专门带领游客深入北加州红杉深谷，提供“一生一次”的大麻之旅。

他的旅行路线位于北加州的“翡翠三角”——美国最著名的大麻种植区，距离我六小时车程。我狠心买了一台二手车，趁春假考了驾照，在农历新年前一天，一脚油门驶向北加州。

那段时间，Victor 带着我沿着标志性的 101 号公路，进入一个个隐藏在深山、被铁栅栏和密码锁围住的农场。我认识了合法的持照农场主，也接触到非法但愿意为我提供住宿的地下从业者。

我认识了Season，她所运营的农场是翡翠三角最早获得全面合法种植许可的大麻农场之一。Season 像个母亲一样照顾我。拍摄期间，我住在她家里，她给我做饭，临睡前帮我生暖风，出门时塞给我羽绒服和围巾。她和Victor带我去参加翡翠三角最有名的大麻派对，路上，她和 Victor 一起转头叮嘱我：“千万别吃别人递来的糖果，因为派对上的食物里都有大麻！（或蘑菇！）”

Season曾因种植/持有大麻入狱，但她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种植者，奉行自然主义种植哲学，坚持不使用化学制剂、不采用温室种植，完全依靠雨水灌溉。她告诉我，大麻合法化后，一度出现“淘金热”，欧洲人纷纷跑来北加州承包农场，开设大麻生意，甚至带来了各种欧洲餐厅和小型社区。然而，当市场价格下跌，他们又迅速撤离，留下本地农民苦苦支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又是一个“欧洲人登陆美洲”的故事。

就在我到访当天，还有一个农场遭遇了抢劫。劫匪几乎跟我同时抵达农场，他们的宝马车就停在我的车旁，他们甚至试图阻止我拍摄，声称自己是“私人访客”，尽管我只是提着摄像机路过他们身边，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拍摄。在我们离开后不久，他们对农场进行了洗劫。农场主报警后，警方却因为“距离太远、响应时间超过半小时”而拒绝出警。这个农场是完全合法的，这起事件清晰地暴露出，即便是合法经营的农场，也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次拍摄经历，改变了我的视角。我时常会回忆起，我住在Season家，每天早上大家睡眼惺忪地抢咖啡喝，晚上她的朋友来访，他们跳舞、读诗、唱歌……Season也会给我讲述她疯狂的爱情故事和失败的婚姻，讲令她无比自豪的女儿，讲她一个人只身来到此地时的孤独——这个看似友好的熟人小镇并不欢迎外州的移民，即便她也是白人。他们也会好奇地向我提问关于中国的事情。那是我在美国这一年里最幸福的时光。

我发现，对于美国人的故事，我可以有我的局外人视角。作为一个三十岁才来读书的留学生，从业数年后，我逐渐意识到，深刻理解人性至关重要。这远非几千字的新闻报道所能完全承载，他们需要让所有人听见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表情。同时，这也意味着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共处，展开无数次对话，并投入大量时间。这才是纪录，而不仅仅是采访。

远观具有其意义：反思的空间与思考的自由

故事讲到尾声，我的留学生涯也已告一段落。如果仅从最后的成绩来看，似乎是个圆满的结局——那位从不给A的非虚构写作教授，在我的最终作品上破例打了A；法律课上，全班仅有两篇满分论文，我是其中之一；在最后一学期，我被播客、纪录片、商业、调查四位教授评价为“他们最好的学生”。

然而，我已不是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活在成绩带来的甜蜜里——从现实层面上，此刻，我仍滞留在洛杉矶，焦灼于工作与签证之间，一筹莫展。所以，时至今日，我似乎应该承认，留学无益于改变现状——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改变现状。

没有迎来命运的转折，没有获得理想中的终生事业；甚至相反，生活突然失去了具体目标。日复一日的空白里，我终于意识到——并非每一个陷入困境的人，都会等来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迎来命运的转机。少年漫里的英雄总在逆境中爆发，而成年人的现实，却更像《西线无战事》或《等待戈多》。

那么，中年留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距离。与新环境的格格不入，让我无法凭直觉去认同任何事物；而与故土的物理隔绝，使我终于能以旁观者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个曾经影响我一生的世界。

如果这些还不够，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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